节目录制前，寇爱哲在调试设备。受访者供图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璇 来源：中国青年报

春天到了，新冠肺炎疫情之下，一些居家人士的赏春体验，是以声音为路径的。“槭叶铁线莲与房山紫堇、独根草并称‘北京早春绝壁三花’。”播客《日谈公园》创始人李志明就在近期节目里与嘉宾聊起了“春日赏花攻略”。在评论区，不少听众分享了各自赏花的趣事，以及那些因疫情而错过的春景。

播客（podcast）一词诞生于2004年，由ipod和broadcast两个词语组合而成，指通过互联网传播由个人或机构制作的音频节目。

自2013年参与创办播客节目《大内密谈》，到2016年另起炉灶创建《日谈公园》，李志明亲历了国内播客行业近10年的发展过程，“2004年前后，国内已有《反波》《糖蒜广播》等播客节目出现，但《大内密谈》创建时，国内能叫得出名字来的播客节目还不超过20档，很长一段时间里，播客一直处于非常平淡的状态”。

直到2020年，国内播客行业才迎来高速发展期。艾瑞咨询《2021年中国网络音频产业研究报告》数据显示，2020年国内新增中文播客数量7869个，同比增长412%，2021年前11月新增中文播客数量达到5068个。

某种意义上说，播客之所以能在2020年以来受到更多关注，与人们试图以此消除疫情期间因社交距离被拉大而滋生的孤独感不无关系。听播客，成为对抗孤独的一种选择。

对抗孤独：情感与趣缘

能提供朋友般的氛围，是90后女生张燃最初喜欢上播客的原因，“2020年年初一个人居家办公那段日子，房间里实在是太静了，觉得压抑，后来同事推荐了一档播客节目，主播和嘉宾在节目里你一言我一语，聊的就是疫情期间的各种生活细节，很有代入感，减轻了我的焦虑，由此慢慢入了播客的‘坑’”。

两年来，张燃在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小宇宙、汽水儿等音频平台上陆续订阅了40余档播客节目，仅在小宇宙一家平台的播客累计收听时长便达到374小时51分钟。

不过，张燃自认还算不上是播客“重度爱好者”。

根据小宇宙2021年11月初公布的一组数据，平台内共有1万名以上用户累计收听播客时长超过500小时，5万名以上用户对单个节目的收听时长超过50小时，300档以上播客节目被收听的总时长超过1万小时。

2021年4月，由连续创业者王磊独立创建的音频社区“汽水儿”上线，“据我们观察，18至35岁的年轻人是播客节目的主要受众”。

在王磊看来，播客用户之所以黏性高，与声音介质“无孔不入”的场景适应性和伴随性有很大关系，“听播客这个行为可以出现在开车、健身、做家务甚至是遛狗的场景中。从汽水儿后台可以看到，早、晚通勤时段和深夜时分，是播客节目的3个收听高峰”。

以情感人，展现出情绪的幽微之处，是播客节目在陪伴性之外的另一个特点。

“我们注意到有两类播客节目比较受年轻人欢迎，一类是能提供平等、共情和获得感的节目，另一类则带有治愈、疗愈性特点，两类节目的情感元素都很丰富。”王磊说。

播客节目《故事FM》创始人寇爱哲认为，播客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心，也与声音在表达情感上的优势有关，“人是很难在声音里隐藏情绪的，因此节目里讲述者的语气、口音、声调高低都是重要信息，在剪辑时就要很小心，比如讲述者在说话前迟疑了一秒，剪辑时保留这一秒停顿，更能让听众接近他在这个时刻的真实情感”。

在张燃看来，趣味性也是播客节目的必备特点，“有些‘触及灵魂’的对话，更适合独处时听，也能引发一些自己的思索，但像在地铁车厢这类环境嘈杂的地方，我更希望听到一些轻松愉快的话题，我订阅的很多播客节目都是文化方面的，主播观点鲜明，请的嘉宾也有趣，听起来就很过瘾”。

散落在播客节目中的各类兴趣话题，宛如一条条线索，为听众搭建起了通往各个“趣缘部落”的桥梁。

播客制作：只是看起来轻松

2016年夏天，自中学起便着迷于收集故事的寇爱哲，决定利用在电视台工作的间歇做一档叙事类播客节目，这档名为《爱哲电台》的节目做到第七期后，他接受了孵化机构发来的进驻邀请，《爱哲电台》更名为《故事FM》，节目意在用一个个故事去“记录普通人与时代交汇的痕迹”。

同样是2016年，李志明离开《大内密谈》，与搭档冯广健着手创办新节目《日谈公园》，在节目初创阶段，两人的住处、不同城市的酒店客房甚至是朋友公司的会议室，都曾短暂充当过录音室。

由于播客节目制作成本相对低廉，主播大多从兼职做起，“流动录音室”的现象十分普遍，不少年轻人甚至会将播客主播作为灵活就业的一个选项。不过，上手容易，不代表制作播客是件轻松事。曾有业内人士认为，九成播客会在第七个月关停，当话题谈尽、嘉宾难寻而商业前景依然无望时，绝大多数主播会选择退出。

据王磊观察，新生播客要更新过3期节目才算稳定，能持续更新半年，才称得上小成。

进驻孵化机构后，《故事FM》有了固定的录音室，节目制作流程也逐步确定下来。

“孵化期间，团队最多达到8人，制作人和声音设计师要在3周时间里制作出一期节目。节目完成后会先在内部试听会上播放。由讲述者口述的故事，是整个节目的核心，如果没有和讲述人做好交流，让故事本身不够抓人，整期节目有可能废掉。”寇爱哲说。

在李志明看来，访谈类播客节目，也并非用一句“聊天”便能概括。

“就拿《日谈公园》来说，我们希望节目做得像聊天，从确定嘉宾、前采、热场、录制节目到两次剪辑，看似轻松的节目背后是有着很多企划和设计的，所有的准备工作，都为了一个目的：让嘉宾放下防备、袒露真实，在这个过程里，也会有不确定性出现。”李志明说。

李志明曾在多个场合提到《南锣鼓巷消亡史》这期“未完成”的播客节目。2019年2月，他邀请两位相识十几年的朋友在秦皇岛回顾她们在北京南锣鼓巷度过的时光，以及各自对人生道路的选择。

“4小时的录制一直很顺畅，但最后收尾时，一位老友说完‘我所有的叛逆都给了南锣鼓巷’，突然哭起来，又说‘也许当年我选错了’，这时，电话铃声突兀地响起，是充当录音室的酒店房间到时间了，节目戛然而止。当时我觉得节目是失败了，隔了7个月，我又重听了一遍录音，意识到最后几分钟的情感宣泄是访谈过程里各种情绪不断累积的结果，非常真实，剪辑时就保留了这部分内容，并做了一点偏电影化风格的处理。节目上线后，几百条评论都提到了结尾。”李志明说。

播客商业化：从小众突围

2018年下半年，《日谈公园》正式获得第一笔融资，这也让它成为业内第一家接受机构投资的播客节目。

在商业化探索上，《日谈公园》尝试了内容付费、广告、电商服务等多种路径。“广告是主要收入，除了在节目里穿插口播、贴片等广告之外，我们也会提供整期定制、品牌播客这些泛广告内容服务。”李志明说。

在这个过程中，李志明能明显感觉到，播客的市场环境在发生变化。

“2017年左右，我们还在苦恼每次接触新客户，都要先讲一下什么是播客，然后再介绍我们的节目，两年之后，这样的问题基本不会出现了，广告客户和平台方就是冲着播客来的，当然，业内竞争也变得激烈。”李志明说。

近两三年来，除了个人创作的新生播客节目，不少内容机构和媒体旗下也推出了播客节目，如新京报书评周刊的《反向流行》、中信出版·大方的《跳岛FM》等。

值得留意的是，音频平台在鼓励播客创作上做出了一些尝试，如小宇宙、QQ音乐等平台引入多档独家付费播客节目；汽水儿为创作者提供一对一服务、在广告收入上选择更倾向于创作者的0分成方式等。

部分播客从业者也在试水播客经纪业务，如《日谈公园》发起播客联盟“日光派对”，陆续孵化了《日知录》《天地无用》等播客节目；播客公司Justpod旗下也有数家播客节目，如《杯弓舌瘾》《不合时宜》等。

“这就和运营唱片公司是一个思路，对于单纯签约的节目，我们只负责帮忙对接商业活动，内容创作还是他们自己完成，那些经过我们孵化而成的播客，在内容和商业上合作的范围要更广一点。可以说大家都在利用各自积累的经验和资源，去探索播客在商业上的各种可能性。”李志明说。

2021年，《故事FM》节目拿到融资，寇爱哲选择搬出孵化机构成立公司，团队也逐步扩充到19人。

“独立出来后，第一年收支还没有打平，目前主要支出是人力成本，九成收入是广告费。”寇爱哲说。在他看来，故事是《故事FM》的根基所在，收入模式多元化也要着眼于故事本身。

“根据我们统计，最近播出的故事里听众投稿大概占了一半，那么除了节目本身，这个故事库是不是还有其他发掘空间？从这个问题出发，我们开始尝试全权代理讲述人的版权业务，目前在影视剧和游戏内容产品方面已经有所进展。”寇爱哲说。

王磊注意到，一些音频平台开始放缓在播客方面的布局，“像播客群岛、随音这些App，近来都停止了运营，这说明播客的市场增速可能没有很多人想象中那么快，入局者还是要有耐心”。

来源：新浪科技、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