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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多多员工自杀背后:什么在逼迫年轻人至死方休?

2021-01-14

拼多多员工谭某林从家中27楼坠落,死时穿着睡衣睡裤,一双毛拖鞋,父母当时正在家为他烧午饭。他毕业于2020年,刚在拼多多转正。

我们无法判断小谭究竟为何突然离岗回家,选择自杀,也未能完整还原他的生活全貌,但作为经层层筛选,最终入职互联网大厂的应届毕业生之一,小谭曾与入职该公司的其他年轻人一起,深嵌电商巨头拼多多之中。

当创新、自由、尊重逐步剥离,员工们陷于打卡、绩效、和监视之中,除了一笔高薪,我们该怎样定义这样的工作?


采访:佳树、李颖迪、武奋丰、蔡文远

撰文:武奋丰、李颖迪、刘敏


“谭某林”

中午12点半,邻居听到一声巨响,一个瘦小的男孩掉落在院子里。他从27楼坠下,穿着居家的睡衣睡裤,脚上还有一双毛拖鞋。

这是2021年的1月9日,人们很快听说,男孩姓谭,是头一天突然从上海回的长沙老家,只待了一晚上,当天下午本来要坐飞机回上海。他自杀时,父母就在厨房里烧午饭。

消息是傍晚时传开的,“拼多多又一员工身亡”,这是互联网巨头拼多多一周内的第二起年轻员工死亡事件。2020年12月29日,22岁的女员工张某霏在凌晨1点下班的路上猝死,“拼多多压榨员工”的讨论还没有结束,1月9日,虽然原因不明,这个男孩的突然离世引发了新震动,他同样是新员工,同样年轻,去世时只有23岁。

李丁是当天晚饭时刷到新闻的。“长沙”、“2020年7月8日入职”、“技术开发工程师”,餐桌上同事读起男生的信息,李丁渐渐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谭某林”——名字一念出来,巨大的恐惧瞬间攫住了他。

微信、QQ、电话,李丁立刻用所有途径联系室友小谭,都没有回应。

也许还没下班,李丁安慰自己,大学毕业这半年,小谭回消息越来越慢了,有时隔了大半天才回复说自己太忙了。他知道小谭每天11点下班,“之后下班再给他打吧。”

9点、10点……看到新闻的大学室友们都冒了出来,大家都守着电话等待小谭深夜下班。

夜里11点,小谭的电话还没来。有人刷到新闻评论,发现死者是“四川大学计算机系的毕业生”。

男生们的侥幸粉碎了:“是真的。”

他们知道的同学小谭,2019年的暑假在拼多多实习,2020年夏天大学毕业顺利入职,他在拼多多的上海长宁区总部的时间,前后将近一年。

小谭一向很有规划,他的实习、求职都会提前半年做准备,入职拼多多时,他把未来都想好了:两三年后,找个清闲一点的工作,往老家长沙或者其他二线城市跳槽,“其实没有打算干很久的。”

但在公司通告中的小谭,看起来如此手忙脚乱:小谭在元旦前刚刚转正。1月8日,他早上8点多向主管请假,这不是休息日,他没讲什么原因,直接坐飞机回了长沙老家。父亲去机场接了他,当晚他就订了第二天返沪的机票。同学们看不懂他这个忙乱的行程,也不能理解,他规划清晰的人生,为什么提前终止在了23岁。


冲向大厂

拼多多这份工作,也是很多同龄年轻人的目标规划。这款APP在2015年上线,2018年在美国上市,近两年已经一扫此前“土”、“下沉”、“初创公司”的印象,变成了炙手可热的明星互联网巨头,年活跃用户已经超过了7亿,逼近淘宝。

一位小谭的校友告诉我们,毕业时,大家的求职方向主要是快消、房地产、互联网,而互联网被认为最能带给人成长。早前,2016年时,像四川大学这样的985学校毕业生进入腾讯、阿里都非常容易,但此后形势大变,等这位校友2017年毕业时,已经很难拿到BAT的offer,“这些企业的校招生都来自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的学校,素质非常非常高”。

“大厂”是一个新的锦标竞赛,优等生们在中考、高考、考研之后,又找到了一个冲刺新目标。

《时尚先生》联系到的数位拼多多年轻员工,求职原因都是类似的:感觉互联网平等、氛围好,知识型学术型人才占比高,光环很明显。从面试开始,就觉得遇到的都是同类人。就像要竞争一所好学校的录取一样,“突然有一家公司能打破阿里的垄断,而且发展得很迅速,所以就想去。”“当时拼多多用户增长非常快,我想看看这是为什么。”

小谭在其中,大概不算最耀眼的。大学同学评价他是“字面意义上的普通学生”——交材料时不会很积极,也不会拖到最后。不算学霸,但成绩也还可以。

这个男孩很瘦,身高1米72,体重还不到50公斤。读书时他喜欢宅在宿舍里,几次拒绝后,同学也就默契地不再拽他参加集体活动。他爱安静,常吃外卖,刚上学那会儿,还喜欢自己打很长时间的星际争霸。

他也是另一层面的好学生。他从高中起就关注计算机和编程,“计算机网络”这样的专业课上他明显更积极,大一做实训课时,同学发现他“做得可high了”,一个人就能做很多东西,计算机专业的同学们早就确定,小谭是能干这行的人。

就业压力是从大三开始的,小谭迅速切换了学习状态。他停掉了游戏,换了一台新电脑。第一个计划是考研,他很快发现自己并不想再读书了。第二个计划是找工作,时间变得更紧张,他直接去找到辅导员,要求进入java协会去做项目。

“他突然转的java语言,不太会,很拼命,一两个月干了很多活儿。”李丁回忆,小谭不喜欢参加任何学校组织,进协会这一步完全是为找实习做准备。只要确定了目标,小谭肯定问题不大,不管在协会,还是后面去拼多多实习,小谭总是“特别能扛”。

大三暑假,2019年7月,小谭拿到了拼多多上海总部的实习offer,这相当于拿到半张提前上岸的船票。这几年大厂的招聘门槛越来越高,工程师们所在的技术岗位,对算法、项目经历、具体学历都有高要求。而像产品、运营这种综合性岗位,名校生们相互厮杀,原本“本科985、海外硕士”这种配置总能轻松入选,在2020年,很多人在简历关就被刷掉了。



《平凡的荣耀》剧照

小谭被分到拼多多的钱包组,做后端研发。李丁的理解是,在支付部门里写绑卡功能的代码。他记得小谭讲过,刚去时没有活儿干,天天翻公司的知识库学习,“网站后台可能有监控,会限制某个员工翻知识库的数量,他翻多了,就被监控发现了,后来就分到活儿干了。”

每天午休时,小谭都会跑到楼下找一个位置,翻看各种专业博客学习。他很喜欢这份实习工作,比较辛苦,但还能承受,拼多多的研发岗转正概率大,他不需要再焦虑求职了。

这是个令人心动的岗位,一位2021年即将入职的大学生张粒粒告诉《时尚先生》,她认为拼多多有很高的价值,“第一次打开了下沉市场,让农村用户有了消费习惯,帮助了被忽视的群体。”疑似小谭本人的知乎账号,也在2019年5月给一条支持拼多多的回答点了赞,这位叫“猜猜我是谁”的用户2019年也是拼多多的实习生,他很坚定地为公司反黑:“我觉得一个人去一家公司,一定是认同这个公司。至少不作恶,不然为了钱而工作,人生没有意义。”

张粒粒觉得选择是自由的,网上说的300~380小时的工作强度是很大,但哪个大厂的工作不累呢?自己年轻,可能承担这样的工作强度,如果身体实在扛不住,“那就走呗,也不一定非得死磕。”

另一种心动是收入。大四时,小谭收到了拼多多的offer,税前月薪28000元,李丁去了江苏省的一家银行,收入是这个数字的1/3。来自大厂的offer让人完全无法拒绝,“拼多多给的实在太多了。”


最后,尊重也消失了

我们没能复原小谭入职后的生活,他跟同学们渐渐失去了联系。公司生活像一个巨大的黑洞,运转迅速、紧张、且保密,年轻人的生活彻底被吸入进去。

时间是最先消失的。

2018年入职的周乾,24岁,跟小谭是同一个技术研发职位,也经历了同一个顶头上司。他介绍,多多钱包组这位主管花名叫“克拉”,首创了技术部门的“两班倒”轮班制度:值早班,早7点—晚11点工作;值晚班,晚7点—次日早7点,次日下午3点必须打卡上班。

这种大值班每半个月轮到一次,即便是年轻的应届生,周乾也觉得自己熬不住。晚上值班时,坐在家里的椅子上,周乾会在疲劳中不觉入睡,但此时,一种用来监控平台问题的软件系统还在精密地运转。每当监测到问题,系统会自动预警,这种预警每隔半小时、一小时,就会来一次。

预警分三级,第一级,先打电话给值班员工,三次响铃后,若员工未接,系统自动升级;

第二级,致电主管,若仍无响应,系统再次升级。

第三级,电话会直接打到老板黄峥那里。

运气最好的那次,周乾在值班的晚上连着睡了三小时。值班的巨大精神压力挥之不去,周乾开始习惯性失眠,他总怕晚上被电话叫醒,“不值班的时候也这样,已经控制不住了”,有时家附近的一声野猫叫也会让他深夜惊醒。

多多钱包组是“月双休”,也就是一个月休息两天,工作13天才休息1天。在双十、双十一、双十二几个电商节,基本上三个月都不会有休息时间。周乾体会过连续上十几天班,最后两天坐在电脑前,脑子已经完全转不动了,只能呆滞地做一些机械的事情。



美剧《硅谷》剧照

自主性是第二个消失的。

2019年入职的小郭,原本拿的是管培生offer,她一入职被分配去了客服组。三个月轮岗结束时,公司突然告诉她,此前的部门offer临时作废,必须重新面试各部门领导。

管培生们一个一个去面试,部门领导如果提前收满了,后面的人就只能去面其他部门,哪怕这完全不是他们最早应聘拼多多的目标。一些人最终被留在了客服部,一些人直接因此离职。整个过程里管培生没有任何选择权,只有被通知权。

2020年入职的小N,25岁,此前也在几家互联网公司工作过。相比于前几家的自由、开放,拼多多给她一种“信息隔离”的印象。入职三周后,小N才拿到公司内部的数据权限,而此前她一直在做实习生便可操作的简单事务。

同时,小N发现自己无法接触“整块事情”,分到她手里的是很多小流程中最中间的部分,这种碎片、重复的工作内容在加速人的可替代性,“基本上所有人都是主管的工具人”。

接着,亲密感也消失了。

“防员工如防贼”,周乾能体会到公司风格明显变了。2018年他入职时,拼多多的技术文档全部对内公开,员工A可以在文档中看到员工B解决的技术难题。但2019年年会之后,各部门间开始信息隔绝,员工只有查看自己本部门文档的权限。为方便沟通,员工间有时会通过截图共享信息,但若被发现,则需要领受来自领导的“教育”,渐渐地,截图也被禁止了。

在公司层面,员工的亲密往来也是被禁止的,新建的微信群会被拆散,员工之间只能在公司内部通讯软件“Konck”上沟通,所有人都是花名,合作再久可能都不知道彼此叫什么。

最后,尊重也消失了。

互联网公司普遍禁止员工间谈论绩效,而在拼多多,就像中学考试发榜一样,每月的绩效考核都会公开发在员工的邮箱里。

基层员工的绩效全由二级主管说了算。小N意识到,这种做法直接激发了员工想“赢”的心态,越心智不成熟的人,越容易被卷进去。

周乾也曾被这个分数洗脑:领导一边否认他的工作能力,一边告诉他还有努力的机会,有段时间周乾努力工作,绩效分立刻提了上去。可时间长了,他渐渐对这种打分生疑:有的人犯一点小错就会导致绩效分变得很低,有的人好像怎么犯错都无所谓。分高分低完全不透明,全看主管一个人的喜好。

应届生经常是组里背锅的人,周乾说,公司虽然不会让应届生单独负责项目,但不少小组会让应届生背最低绩效。他认识的一位应届生曾连续背了三个月最低绩效,即便如此,主管还在旁边不停“鞭策”:你的产出不如别人,“但其他员工都是工作三年以上的,怎么对比呢?”周乾说。而在拼多多,只要出现两个月绩效垫底,就意味着半年内再无涨薪的可能。

至于假期的消失,是不言自明的事情。

入职第一年,几位年轻人都没有年假。被辞退的拼多多员工“王太虚”介绍,拼多多还曾强制克扣节假日,假期超过三天便会被要求提前返工。

周乾发现,周末加班的薪水并没有加倍,完全跟工作日相同。从每周单休,变成了每月双休,有同事一个月请了两次假,被领导告知“你的工作时间不满足要求”;而另一位最累的同事,每天都从上午十一点工作至凌晨两点。

“就是把你整个人都消磨掉了,你除了工作什么都没有了,没有朋友,连父母都没有了”,周乾说。加班到最后,一些女同事的月经也没有了。

2020年疫情爆发初期,上海市规定2月10日复工,拼多多年轻员工小崇所在的小组,领导挨个打电话通知大家1月31日大年初七返岗。小崇本来坚决抵制返岗,但是群里很多同事响应得很积极。“最后我勉强拖了几天,还是回来了。没办法,大家都做出的表态让我没办法拒绝。”

当认清这个环境时,应届生会发现自己正处在两难境地。按周乾的说法,在互联网行业,一个默认的规则是刚毕业的人若想跳槽,最好把第一份工作干满两年,这是雇佣方出于员工“踏实”的考虑。否则,除非能力异禀、学校特优,不然连面试机会都争取不到。在一种“没地方可去”的状态中,应届生只能待下去。

去年8月,小谭在跟李丁聊天:“我们pdd这边有个夏日祭,可以看到很多日本小姐姐。”此时他入职刚1个月,李丁感觉他心情不错。

去年10月,李丁问:“你那边是不是要连上13天?顶不顶得住?”小谭回复:“这样需求还做不完,不说了,需求ddl要到了还有好多没做。”

去年11月24日,早上10点半,李丁问:“pdd变成227了?只在公司吃晚饭”他听到传言,拼多多加班时间改成下午两点到凌晨两点。

下午2点,小谭才回复:“227是什么鬼”

对话没头没脑地结束了,之后李丁没再主动联系过小谭,“觉得他在忙。






他们离开拼多多

每当要跟同事私聊时,30岁的李常都做一个眼神,示意二人走到楼下抽烟区说话。

2019年上市后,所有人都感受到拼多多的管理越收越紧,李常发现,以往“叽叽喳喳”热闹的氛围逐步消失,她渐渐学会不在工位上和同事多交谈。尽管已经有多年的工作经验,公司控制员工的程度依然让她感到惊讶。

2019年年会上,COO阿布花了20分钟讲述“打卡的重要性”,称有高管迟到,耍小手段逃避打卡,这属于欺瞒公司。李常感到不可思议,怎么把这种小事能上升到这种危害公司的程度?

11点前、20点后是拼多多打卡时间,开机记录、浏览器记录、聊天记录等也能作为上班证据。有员工发帖记录:“据传有员工替旁边员工开机的行为,高层大怒,决定以后补卡都需要HR查监控来执行,不再认可一切证明。”而当摄像头和打卡器都坏掉时,更荒诞的事情发生了,一名分部员工在脉脉上吐槽,公司此时反过来要求员工提供上班证明,他靠手机刷地铁进出站的时间来证明了清白,但一位开车的同事,因为有天把车停在路边,没有缴费记录,竟被公司记成了旷工。

“公司是非常不信任员工的,一切都会朝着坏的方向去思考。”员工抱怨。

人并非机器,很多员工在高压中开始消极抵抗。

公司反对员工社交,不停解散同事之间的微信群,甚至有行政会冒充应届生加群,再自爆身份威胁群主解散。办公室大群、单身交友群、球类运动群被逐一解散,群主被威胁次数太多,也不该再建了。员工们私下交流时,要么走出工位,要么不用公司WiFi交流,不在微信上留下任何记录。大家回到了打电话的前互利网沟通方式,甚至用手机流量+钉钉的配置聊天。

偷懒摸鱼也是种抵抗。小崇一开始在拼多多最忙的部门,每周六天,都在夜里十一二点下班。慢慢地,她就学会了“磨蹭的各种本事”。每天下楼去买咖啡是她最放松的时间,咖啡店有APP,原本可以提前点好,到现场直接提走,但小崇每次都到了现场再下单,选口味、付款,磨蹭掉几分钟,“每天等咖啡的时间就是我最放松愉快的时间”。

周乾是跑到了商场上厕所,一蹲就是半个小时。如果不偷懒,他根本受不了这样的工作强度。他去星巴克买咖啡偷懒,迎面撞见过几次领导“克拉”,晚上十点半去健身房,结果又撞上了“克拉”——领导也在偷懒,但周乾没有给上级扣绩效的权力,他只能把自己偷懒的地方越选越偏。

小崇的抵抗,延展到每天不做无意义的加班,每天9、10点钟就回家,代价是绩效持续被打到最低分。但抵抗不能让她躲过被摊派的买菜业务。同一时间,领导要求,她必须把自己的工作时长也列成KPI的一部分,一个人的工作成果要靠时长体现,这让她彻底不能接受,决定离职。

李常也决定不待了,2019年的一天,她上午递交了辞职申请,下午HR就高效地来给她办离职手续,坐在她对面,盯着她把微信通讯录里的同事全部删掉。李常从下午三点一直删到了五点,同时偷偷在另一个群里直播删除过程,群中一位朋友把这个荒诞的故事发了条朋友圈。但作为一个“合格的拼多多员工”,她的第一反应,还是让朋友迅速删了那条吐槽。

两年后回头看,李常觉得这些事很荒谬:外人看脉脉上的拼多多员工吐槽,太匪夷所思了。他查你手机,就让他查吗?“但在拼多多就是这样。”

她曾经在另一家大型互联网公司工作过几年。领导想给一位同事调岗,同事不愿意,领导就请他吃饭、喝酒,和他解释调岗的缘由。李常觉得这才是正常的,可在拼多多,大家都是被强制调岗位,甚至要求你第二天就去另一个城市。租的房子怎么办?没人关心。

她反思自己也许在拼多多时也被异化了一些,“在这个公司没有一个人去质疑、反驳,你就被同化了,人真的就是被同化了。”李常说起了《1984》,“高度集权制,拒绝信息透露,在这种地方人是很压抑的,就像那本小说。”

但李常很明白,自己作为一个相对成熟的中年人,这些事对她不会有摧毁性的影响。可如果是一名大学生,刚刚毕业,第一份工作就进入这样的工作氛围,“他会非常难”。



日剧《我,按时下班》

23岁的告别

2020年12月10日,拼多多上线了“多多钱包”功能,这是APP自己的支付服务。新闻介绍,这个业务将为一个突破口,帮助这家互联网巨头布局“流量+金融”模式业务。

这是小谭从实习期就参与的业务,作为拼多多官方推荐的支付工具,人们很有可能会在今年的春晚中看到以冠名方出现的“多多钱包”的身影。

在新产品测试、上线的过程中,小谭具体做了什么,他有什么变化,如今无从得知。一个月后的2021年1月9日,小谭跳楼当天傍晚,拼多多官方在那份公开通告中,以分数的形式,提到了小谭的工作:

“公司系统显示,谭某林绩效平均分80分左右(100分制)。”

小谭的新闻被报道后,关于拼多多的批评持续发酵,他曾在知乎上点赞过的前实习生“猜猜我是谁”,也有了让人意外的转变。在“网传拼多多员工因在网上发布同事被抬上救护车的照片,被管理层逼迫主动辞职、赶出公司?事件真实性如何?”的帖子里,“猜猜我是谁”不再帮公司反黑,他愤怒地回答:

“真实无误,我就是当事人朋友。”

“拼多多公关十分无耻,收买了脉脉和b站,知乎可能是最后一方净土了。”

“本来也是拼多多前员工,离职时见证了公司丑恶的嘴脸。”

但这些喧闹都已经和小谭无关了。朋友李丁仍然难以接受小谭突然的离去。在学校,小谭平时夜里11点就熄灯躺下,早上很早就醒来。他身体单薄,养成了规律作息,吃水果、注重养生的习惯。拿到offer后,小谭加大了锻炼身体的强度,他开始夜跑,买了单杠,还买了俯卧撑的器械,吃蛋白粉,想练肌肉。

拿到offer后,两人聊过买房子的事情,小谭“觉得上海很难买房,羡慕爸爸在长沙很容易就买”。李丁不知道毕业后的好友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男孩不是一个善于向外界吐露烦恼的人。他的微信没有朋友圈,QQ空间也只有高中的时候,最新一条已经是2016年了。

小谭喜欢日本漫画,学了一学期日文,李丁有一段时间看到小谭在电脑上读日文小说。而小谭的微信名、在拼多多的花名,都是“东云”。

在古日语中,“东云”指的是:从黑暗向光明过渡的黎明前,被染成茜草色的天空。

毕业时,他们都理所应当地会认为,未来正在自己眼前展开。2020年6月,大学生活的最后时光,小谭这个“老油条”连毕业照都逃了过去,李丁帮他打包了很多快递,目的地是上海。离开的那天,李丁送他出宿舍大院,在场的还有另一位室友。李丁抱了小谭一下,仍然感到他很瘦。

他们和23岁的小谭永远告别了。

来源:新浪科技、时尚先生网

未将对象引用设置到对象的实例。